三国演义与三国志哪个是真历史 三国志和三国演义谁更真实

网友提问:

《三国志》和《三国演义》哪一个更接近真实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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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志》最接近历史真相,《三国演义》被作者虚构了很多,有的甚至神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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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到底是什么?现代人如何去了解一千多年前真实的历史?

有人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姑娘,你想怎么说都行,因为已经查无对证,但历史就是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现代人生活在一个选择迷茫期,接触到历史的途径很多,有网络、影视、史书、小说等等,但最能反映真实历史的只有史书,而其它的网络、影视、小说等都是以史书为基础,进行各种艺术创作,使其更具有观赏性。

以三国历史为例,描述三国历史的史书很多,有《三国志》、《后汉书》、《资治通鉴》、《汉晋春秋》、《华阳国志》、《魏略》等,而以《三国志》最为出名。

《三国志》是一部私人编撰的史书,并非官方编撰,《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先是蜀汉官员,晋朝统一天下后,在晋朝为官,其一生为官不得志,官至治书侍御史,就是管理图片文献的官员,不是史官。

《三国志》之所以能够流传至今,并在三国历史上占有主导地位,只是因为陈寿撰写的这本史书写的太好了,文字简略,叙事清晰,取材严谨,书中所写内容得到了当时及后世很多史学家的肯定,因而流传至今。《三国志》成书后,当时正在编写《魏书》的中书侍郎夏侯湛认为陈寿的《三国志》已经清楚的描述了魏史,因而自已没有必要重复写作,并放弃自已的著作《魏书》的编写。

如何评价《三国志》是否接近真实的历史呢?

陈寿虽然不是史官,但陈寿师从蜀地大儒谯周,颇有才华,陈寿编写《三国志》的基础是魏国官史:王沈的《魏书》,吴国官史:韦昭的《吴书》,及鱼豢私人编写的《魏略》,而当时的蜀汉不设史官,再加上陈寿本身就是蜀地人,自行收集蜀汉民间及官方的文献资料和走访一些当事人的后世子孙,才编写的蜀书。

写史书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如实记录,不能胡编乱造。当陈寿收集到相互矛盾的材料,如果又不能排除哪一种材料是真实的,哪一种材料是虚假的,陈寿一般会把两种矛盾的事情,记录在不同人物的传记中,所以《三国志》中会有一些前后矛盾的事情,如《三国志》中关于马谡的死有三种说法,在《马谡传》中说是病死,在《诸葛亮传》中是被斩杀,在《向朗传》中又是马谡逃跑。

像这种连陈寿都搞不清楚的事,我们现代人更不可能搞的清楚,所以有时候历史就是迷雾,很难弄得清真实到底是什么?我们只能了解到大概的可能,就像马谡的结局一样。

陈寿身为晋臣,在写《三国志》时,以魏为正统,多少对于魏及晋朝的人物有些美化,如曹操、司马懿等人,但陈寿又会在其它人的传纪中将事实真相描述出来,如赤壁之战,在《武帝纪》也就是曹操的传纪中,说赤壁之战失败的原因是因为瘟疫,而在《周瑜传》中则清楚的说明了曹操是被周瑜以诈降计加火攻击败的。

所以读史不能只看一个人的传纪,要看每个相关人物的传纪,作出一个综合评论,才能接近真实的历史。总体来说,《三国志》是最接近三国真实历史的史书了。

再来说《三国演义》的真实性。

《三国演义》的作者是罗贯中,元末明初人,与陈寿相比,晚了一千多年,以罗贯中的视角去看三国历史,跟陈寿完全不同,罗贯中写《三国演义》时,关于三国的历史讨论已经非常多了,但这些并不妨碍罗贯中的创作。

从来源上说,没有《三国志》存在,就不可能有《三国演义》,正是因为陈寿的《三国志》存在,才让罗贯中有了创作《三国演义》的基础。

《三国演义》的定位是长篇章回体历史演义小说,罗贯中不需要去考证自已所写的是不是真实的历史,只需要按照自已的思路,尽情去发挥,以精彩性吸引读者,才是一部成功的小说。

所以你看《三国演义》对于战争及打斗的场面描写着非常精彩,非常详细,完全不用像陈寿那样惜金如墨,你看《三国演义》中的三英战吕布,打了多少回合,张飞、关羽、刘备何时加入,都写着清清楚楚,这是真实的历史吗?连陈寿都搞不清楚的事,罗贯中连他们打了多久,怎么打的都弄的清楚了,不可能嘛,还是一千多年前呢,这都是罗贯中的艺术加工,不是真实的历史。

《三国演义》是以《三国志》为基础和背景写作的,书中大的历史事件基本上与《三国志》及真实的历史吻合,但在细节方面的描述基本上全是罗贯中的脑洞了,最详细越不是真实的历史,历史是不可能如此详细的。

《三国演义》之所以有名,在于他的可读性、精彩性,这是小说吸引人的地方,也是《三国演义》成为中国四大古典名著之一的原因。而很多人知道《三国演义》而不知道《三国志》存在,便误以为《三国演义》是真实的历史。

综述,作为史书的《三国志》更接近于真实的历史,而作为小说的《三国演义》却是大众最喜欢看的作品。

《三国志》存在的主要作用是供专业读者去研究真实的三国历史,内容枯燥难懂,读者较少。而《三国演义》存在的主要作用是作为小说供一般读者去消遣时间或作为爱好来读,内容精彩,可读性高,读者非常多,因而流传性比《三国志》广泛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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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志》和《三国演义》最大的区别在于,一部是历史,一部是演义小说。《三国志》是西晋陈寿所作一部国别体史书,而《三国演义》是元未明初罗贯中所著一部章回体演义小说。《三國志》写法也很特别,他不是按时间来记事,而是以人物传记的形式记事,这样故事性更强!读者喜闻乐见。《三国志》是以魏为正统,包括《魏书》,《吴书》《蜀书》三卷各章节。《三国演义》是罗贯中先生以《三国志》为基础,吸收民间传说,评话,戏曲等,演义而成的一部长篇章回体白话小说,《三国演义》是第一部用白话文写的小说。全称为《三國志通俗演义》,它是以蜀汉为正统所写。文学性很高,由于艺术的需要,与《三国志》史实也有很大差别!所谓三分虚七分实是也。以上所写!是我所知的《三国志》和《三国演义》,若有不当,望师友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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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们通常所说的《三国演义》是《三国志通俗演义》的简称。如果单从这名字上来理解就是以通俗的语言对《三国志》进行演义加工。事实上《三国志》成书于公元290年,而《三国演义》成书于1371年,比《三国志》成书要晚1081年。由此可见《三国演义》是在一定程度上吸收借鉴了《三国志》的内容,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就此认定《三国志》更接近于真实的历史呢?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么理解也并没错——这从《三国演义》的成书历程中可以得到验证。

表面上看:《三国演义》是元末明初的小说家罗贯中所写,然而我们其实也可以换一种角度去动态看待《三国演义》的成书历程,那么我们就会发现《三国演义》的创作历程跨越千年。首先是公元290年成书的《三国志》为《三国演义》的创作提供了最初的素材。在南朝宋时期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在这一过程中裴松之并非单纯只是对《三国志》的词句进行解释,与此同时他还增加了许多奇闻轶事,使传奇色彩与可读性都大大增强,这就使源于正史而又脱胎于正史的历史小说初具雏形。到了两宋时期民间的说书艺术已较为盛行,在这一过程中涌现出诸多关于三国题材的话本,一方面这些话本在大体上还是要尊重史实,但另一方面也必须吸引读者的口味。大约到了元英宗至治年间(1321—1323)出现新安虞氏所刊的《全相三国志平话》,这是一部收录了各种三国题材的话本故事的作品,全书约八万字左右,已初具《三国演义》的规模。当罗贯中创造《三国演义》时实际上就是吸收借鉴了《三国志》、裴松之的注以及诸多的三国题材的话本故事作为素材。事实上当罗贯中面对《三国志》时其实就是面对的已经过各种加工渲染的千年前的历史,那么后来人究竟该如何去了解这种距离自己已很久远的历史呢?

有一种说法认为: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需要指出的是:历史上曾真实发生过的事件是客观存在的,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物理学上有一个能量守恒定律——能量既不会凭空产生,也不会凭空消失,它只会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在哲学上有一个与之类似的概念叫做物质不灭——物质是不能被消灭的,它只能转化为其他形态。事实上整个宇宙以及地球、人类的进化历史、人类文明的演进历史同样遵循这一定律:历史上发生的任何即使看似微不足道的事件一点一滴汇聚才创造了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世界,在历史的发展传承过程之中许多看似无关紧要的事却彼此互相影响着,从而造就了滚滚向前递进的历史进程,我们今天所身处的世界恰恰正是历史上彼此看起来互不关联的各种事件相互作用所形成的。即使有的历史事件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人遗忘了,以致于我们如今对事件真相莫衷一是,但它仍对我们今天这个世界的形成产生着微妙的作用。具体到三国时期这段历史的确可能是话题较多的一段历史,这主要是由于关于三国的历史题材作品太多了,而这些作品彼此之间在一些细节上是有所出入的。在所以关于三国的历史题材作品中最著名的莫过于《三国志》和《三国演义》,不过这两部作品的性质并不一样:《三国志》是被列入二十四史的正史作品;而《三国演义》则是对其进行加工演义的历史小说作品。

如果从治学的角度而言:当然是应该优先侧重于《三国志》这样的正史作品。而且《三国志》的作者陈寿本身是经历过三国时代的人,那么他作为当代人写当代史当然都是搜集的第一手资料,那么这些直接材料的真实性自然是比后人的考证要有力得多。需要指出的是《三国志》和《史记》一样起初并不是官方正史,而是陈寿私人攥写,只是后人公认其史学意义重大,所以将其列入二十四史之中。然而《三国志》与《史记》又有所不同:《史记》的作者司马迁是出身于史学世家,而他本人也曾是西汉王朝的史官,尽管《史记》是他的私人作品,但以司马迁史学世家的出身一定是能接触到当时皇室图书馆珍藏的史料的;相比之下陈寿并非专业的史官,他的正式官职是治书侍御史,那么可能有人就不禁要问这样一个问题:作为并非专业史官的陈寿攥写的《三国志》真实性可靠吗?事实上陈寿的《三国志》并不是他自己在家凭空发挥的,他在创造《三国志》的过程中充分参考了魏国和吴国的官史以及鱼豢私人编写的《魏略》,那么蜀汉部分的史料又是如何而来呢?其实陈寿本人就是蜀国人,西晋灭蜀之后方为晋臣,因此他搜集蜀汉的相关史料应该是较为方便的。陈寿的治学精神是很严谨的——他在创造《三国志》的过程中一定是要多方求证,直到能证实事件的真实性后才下笔。然而即使陈寿作为当代人写当代史就已出现某些具体事件在流传过程中失真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陈寿一般将他搜集到的各种说法均罗列出来,由读者自己去判断事情的真伪。以马谡的结局为例就在《三国志》中出现了前后矛盾的地方:在马谡本人的传记中说他是病死的,然而到了《诸葛亮传》中又变成了被诸葛亮斩杀。这个问题连陈寿自己都无法考证,那么对千年之后的你我而言就只能是个未解之谜了。

尽管单纯从史学治学的角度而言:《三国志》的真实性高于《三国演义》,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就此否定《三国演义》呢?我们知道《三国演义》是我国的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如果这是一本毫无价值的书又如何能名列四大名著之中呢?《三国演义》可以起到一定的历史启蒙作用,但千万不要把它当史书看——如果你非要把借东风、空城计当成是真的,那你就输了。《三国演义》真正的意义不在史学层面,而在文学艺术层面,就艺术的观赏性而言:内容更为丰富详实的《三国演义》自然比相对单调的《三国志》精彩许多。同时我们也不能简单认定《三国演义》的内容就是完全不真实的,尽管从史学的角度看:《三国演义》的确存在太多夸张的情节,但这并不影响我们观赏它的另一种真实性——作者心中真实历史观和当时主流社会的价值认同。其实又何止是《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乃至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以及民间的白蛇传、包公戏这些小说、戏曲作品如果非得从史学角度去考证真实性有哪些是经得起推敲的?但这些作品所反映的人们内心那种淳朴真挚的情感这可不是假的。《三国志》的史学价值高于《三国演义》是不争的事实,但不能因此否定《三国演义》的艺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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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志更接近于真实的历史场面,陈寿是西晋朝人,身于当代,有丰富多彩的人物资源垂叙防查验证,加上三国也各自有重大历史文献存世,成为编写三国志的第一首资料,包括司马光写的资质通鉴,也是借鉴三国志而成书。以及西晋大将杜预也有不少文章存世,三国演义成书较晚在明代为罗贯中著书,他爱憎分明,妒恶羡慕嫉妒恨,喜刘备诸葛亮,愤恶大魏雄主曹阿瞒。有过分神化诸葛亮之意,卧龙凤邹得一面统天下,以史实而言,大言不惭,夜郎自大,有讳疾忌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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